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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個足球場那麼大 中國最大的垃圾填埋場快裝滿了 12月16日,北京朝陽區一小區內,住戶將垃圾袋投放到路邊的垃圾桶。見習記者 張玉佳/攝 江村溝垃圾填埋場衛星圖 江村溝垃圾填埋場實拍 填埋、焚燒都只是從末端解決垃圾問題。這個問題上的重要一環,作為垃圾的產生者居民沒有參與,只是旁觀。 - 中國最大的垃圾填埋場,西安灞橋江村溝垃圾填埋場要提前退休了有人斷定在2019年年底,也有人說會是2020年。唯一確定的是,這個設計運行時間為50年的家伙,只工作25年左右,就不堪重負了。 這座垃圾填埋場佔地超過1000畝,差不多有100個足球場那麼大。從任何意義上看,它都夠大、夠深。但設計者還是低估了垃圾不斷增長的速度。 建成之初,它平均每天填埋垃圾約800噸,設計滿負荷運行時,日填埋量是2500噸。25年間,西安市每日產生的垃圾量增加了15倍。2019年,西安日均產生垃圾達到1.3萬噸,江村溝需要吞下其中1萬噸左右。這裡垃圾堆積最高處有近150米,是西安市地標建築鼓樓的近5倍。 在它之前,已有多個城市的垃圾填埋場提前“退休”,如重慶長生橋垃圾填埋場、廣州火燒崗垃圾填埋場、南京天井窪垃圾填埋場。 垃圾填埋場快裝不下了,垃圾仍在以越來越快的速度增加。人們不得不打起精神準備一場持久戰焚燒正在成為中國垃圾處理的主流方式,這也是發達國家的主流方式。但焚燒不是終點,人類必須尋找新的方式對付自己親手制造的敵人。 最多再過四五年,垃圾填埋場將不堪重負,垃圾無處可填 從高空俯視,江村溝是白鹿原上的一道深溝,因距其不到500米的村落“江村”而得名。這個天然形成的溝遠離都市,週邊人口稀少,地質穩定且難遇山洪,上世紀90年代,被選為西安市垃圾填埋場。 填埋場1993年4月動工,1994年6月正式投入運行。它是國內垃圾日處理量最大、庫容量最大的垃圾填埋場,也是西安市主城區唯一一座垃圾填埋場。自建成起,幾乎承擔了西安市全部的生活垃圾處理任務。 每天,西安市城六區及長安區產生的絕大多數垃圾,都要在全市100多個垃圾壓縮站處理後被運至此處,傾倒,壓實,每填埋6-9米,覆土,再繼續傾倒。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採訪多名負責垃圾清運的環衛工人了解到,夏天垃圾多時,一天有超過1600車次垃圾運往此處填埋。高峰時,垃圾場門口的垃圾車排隊能有1公裡。 為了處理14億中國人每天產生的垃圾,這片土地上有超過2000座合法的垃圾填埋場,很多都像這裡一樣超負荷運轉。 1987年啟用的南京市天井窪垃圾填埋場已于2014年停止使用。設計使用25-30年的成都長安生活垃圾填埋場已經3次擴容,場地中央隆起一座“垃圾山”,填滿時間比計劃提前10年。都江堰垃圾填埋場已于2019年6月20日封場,城郊這條45米深的天然峽谷被填得滿滿當當。 2009年以前,北京超過90%的生活垃圾都通過填埋處理,每年僅填埋垃圾就要消耗500畝土地。時任北京市政市容管理委員會主任陳永曾表示,當時日產垃圾量為1.84萬噸,而垃圾處理設施日處理能力僅為1.04萬噸,“最多再過四五年,垃圾填埋場將不堪重負,垃圾無處可填”。 容量只是填埋場力不從心的因素之一。隨著城市不斷擴張,曾經選址偏遠的填埋場變得離城市越來越近。即使是合法的垃圾填埋場,仍會對週邊地區產生影響。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走訪了西安江村溝垃圾填埋場附近的江村、肖高村,它們分別距離填埋場約500米和1公裡。多名居民告訴記者,每到雨後和夏天的傍晚,整個村子都籠罩在垃圾的腐臭中。 一位老人稱,垃圾場建好後,感覺家裡的水都“變了味”,夏天“碗裡蒼蠅比米多”,“各個時段臭味不一樣”。 村民曾多次向村委反映情況,但情況一直沒有好轉。記者實地探訪發現,即使是溫度接近0攝氏度的冬天,村子裡仍然能聞到陣陣惡臭。 2016年,國家發改委和住建部發布《“十三五”全國城鎮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設施建設規劃》(下簡稱《“十三五”規劃》)。2016年至2020年,政府預計實施垃圾填埋場封場治理項目845個,待修復的填埋場土地近7900公頃。 經過填埋處理的垃圾分解速度較慢。有人對某個垃圾填埋場進行挖掘取樣,發現40年前的舊報紙上印刷的內容仍然清晰可辨。垃圾填埋場封場後,還需對該區域進行20-30年的監測和維護,對監管部門是不小的壓力。此後,這片土地也無法再進行商業開發,只能建成生態公園或高爾夫球場。 2016年,人類1年產生的垃圾量是20.1億噸,足可以填滿130個西湖 從流行到“過時”,垃圾填埋場只在中國風光了30多年。在人類與垃圾漫長的拉鋸戰中,這並不算長。 中國最早的垃圾填埋處理標準制定于1988年,衛生填埋場的選址、建設、管理等方面有了標準。也是那以後,中國才有現代意義上的垃圾填埋場。 清華大學環境學院教授劉建國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此前,國內處理垃圾的方式是民間自發集中或各地政府環衛部門集中後,選相對偏遠的位置堆放或掩埋,帶來了嚴重衛生問題,還會污染週邊大氣和地下水。 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員會副總工程師王維平曾在一次採訪中回憶,“1983年的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