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驗室評估如何準備才能增加勝算？年前，某實驗室為迎接2019年上級主管部門的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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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集一幫科研人員開了一次出謀劃策會議。實驗室主任先簡介了近幾年的實驗室概況，然後大家從科研成果梳理、實驗室建設、項目經費、人才培養等方面談了自己的觀點。在參考這些觀點的基礎上，咱出了以下三招兒。一、項目經費與科研成果的關系與上一屆評估時相比，這幾年實驗室的國家級項目及其經費有了突飛猛進的增長，經費約有17 億元。剛才聽某研究員說，這事兒在評估匯報時要重點強調下，咱對此有不同看法。咱的意見是：項目不代表科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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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不代表成果質量。換句話說，成果質量與項目經費沒有正相關性，如果沒用多少經費卻解決了重大的科技難題，那才是真本事。實驗室在這麼多項目和經費的支持下，如果有重要的科學發現和技術發明，解決了卡脖子的科技難題，吆喝下也無妨；反之，就不要強調啦，以免弄巧成拙而適得其反。二、代表性成果篩選代表性成果，要看其是否有系統的創新性，即看其是不是圍繞著一個重要的科學問題開展多層次研究滴，在概念、理論、方法、應用等方面是否有站得住腳的創新。篩選代表性成果時，不唯“面子”而要唯“裡子”，不要面面俱到，不要把不相關的成果通過“組合”包裝成一個大成果，因為這很難蒙蔽評審專家的慧眼。代表性成果不在多而在精，判斷其能否拿得出手的依據是：（1）重要性與原創性；（2）研究方法的獨特性；（3）研究結果的出乎預料性；（4）邏輯鏈的自洽性；（5）證據的強壯性。三、人才培養隨著“紅椒”們年齡的增長，其中大部分人的科研巔峰期已過，且逐漸會退出“舞台”，所以“青椒”們肩上的擔子會越來越重。整體上看，“青椒”們的科研仍以“遊擊型”為主，科研能力還不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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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以支撐實驗室未來的發展，需要下功夫不斷凝練關鍵科學問題，以找到正確的突破口；雖然其中已出了幾位“優青”、“傑青”，但其看待問題的視野不夠開闊，原創能力匱乏，還不能“領軍”攻堅克難。如果2019年實驗室評估能更上一層樓，皆大歡喜。如果不能，也不要灰心喪氣，持之以恆則金石可鏤，只要做出有重要意義且經得起檢驗的原創性成果，“面包”雖會遲到但不會缺席，有這樣的成果在手也可足慰平生、不留遺憾。重讀馬克思，重讀毛澤東徐耀　　在流行的去政治化社會風潮中，談論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似乎有些不合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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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政治問題終究是存在的，不以人的好惡而產生或消亡，因此，在時勢所需時，必須重新撿起發現問題症結的理論工具，並據此制定卓有成效的解決方案。二三十年的去政治化給中國帶來一定程度的思想解放，同時也帶來了誤判形勢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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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中國現在所面臨的政治問題。　　2018年是馬克思誕辰200週年，毛澤東誕辰125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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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所創造的理論究竟還有多大作用？還有人在實實在在地研究嗎？有。北京大學韓毓海教授所著《讀罷一遍頭飛雪，重讀馬克思》、《馬克思的事業，從布魯塞爾到北京》和《重讀毛澤東，從1893到1949》三部書就是現階段最為重要的著作。讀這幾本書，可以幫助讀者釐清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和共產主義的關系，正確評價這兩位偉大的思想家，並幫助我們建立道路自信。　　首先要區別的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馬克思提出的是共產主義，而且共產主義是一種運動，而非一種制度形式，其運動是以現實條件為基礎的。馬克思並沒有告訴別人共產主義什麼時候做、如何做，這些問題必須讓社會的發展情況來回答。正因為過于概念化，容易引起他人的誤解，所以才有恩格斯的社會主義理論，再有列寧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分階段的理論。可以這麼認為，社會主義是以社會各階層共同發展為根本目標的一種政治制度，而共產主義是一種通過金融手段使零散生產資料組織起來以達到共建共享的生產關系變革運動。社會主義的目的是社會和諧發展，共產主義的目的是減弱差異甚至消除差異，共產主義更為根本，只有社會差異被減弱到一定程度，社會才能和諧發展。毛澤東思想裡面重要的矛盾論著重提出，世界的本質是差異，完全消除差異是不可能的，即使如此，共產主義作為一種有效的消除社會差異的方法，也是社會主義國家不能舍棄的手段。類似于合唱團的和聲，每一個聲部內歌手聲音差異不能大，大了就不能“和”，但如果沒有了差異，也就不存在和聲了。　　馬克思以畢生精力創造一種理論工具，為人類社會構建了一種走出資本主義絕路的新的道路，但終其時代也不被理解，直到他的理論傳到中國，被毛澤東所獲。毛澤東在長期革命生涯中，不斷面對極端的社會變局，為了解決問題，創造性地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的宋明理學結合，發展了哲學、政治學和軍事理論，直至建立一個穩固的人民政權。可以揣測，沒有馬克思，毛澤東可能會成為另一個曾國藩，而沒有毛澤東，馬克思可能會被恩格斯掩蓋。所以，重讀馬克思，重讀毛澤東，既可以找到解釋世界的方法，也可以找到改造世界的方法。　　在《重讀毛澤東》一書中，我們可以對政治有更深刻的理解。正反為政，政也就是極端的矛盾，政治就是處理、解決、管理極端的矛盾。世界的本質既然是差異，差異就是矛盾的普遍性，只有當差異發展到極端對立的情形時，才是處于政治狀態，因此政治的標準就是區別敵我。所以，人為地去政治化就可能對政治狀態產生誤判，使自己陷于被動。談論政治，根本目的是要看清形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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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轉時勢，讓天理和良知得以運行不滯。　　宋明理學中，朱熹提出天理，王陽明提出良知，雖然陽明心學是對程朱理學的批判，但也是傳承和延伸，天理抽象，良知具象。王陽明所謂“致良知”，就是“共同發現良知”，通過激發每一個人內心的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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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從下而上的社會治理，這一點在毛澤東的實踐論裡得到了自覺的運用。正是在實踐論裡，馬克思的思想、毛澤東的思想、宋明理學的精華得以共振，發出理論的強音。如果把馬克思主義作為社會行動的天理，把致良知作為人類個體行為的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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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論的作用就是通過實踐彰顯天理。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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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不僅是馬克思之前哲學的解釋世界，也不僅是馬克思哲學的改造世界，還是毛澤東的面對變局、發現新問題、解決新問題。　　重讀馬克思，重讀毛澤東，然後可以有大局觀，在激烈變化的局勢中掌握要領，佔據主動。從法國的二月革命失敗，到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再到蘇聯和東歐的失敗，可以尋找規律。列寧曲解了共產主義，斯大林把共產主義變成僵化的教條，這些是失敗的伏筆。馬克思和毛澤東，這兩位19世紀誕生的偉大思想家，從理論和實踐給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方向。只有將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結合起來，才能找到人類社會的真正出路。，